智慧与慈悲是大乘佛教的两个中心，悲智双运、福慧双修是中国佛教修行和改善世界的根本方式。慈悲是佛教心髓，是诸善之王，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释初品大慈大悲义》第四十二中强调：“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佛教的慈悲并不以特定的人群、信仰为界限，而是遍及十方法界一切生命。《修行本起经》记载，伟大的佛陀在降临人间之初就发起了“三界皆苦，吾当安之”的大愿，并在成道后终生践行着“此生利益一切人天”的誓愿。因此带给他人利益与幸福快乐，拔除他人身心的痛苦与悲伤，就是我们弘扬佛法，普利众生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正因为人间充满着贪欲和争斗，才需要佛教用积极的现实和伦理意义——慈悲观来教化来人们超越一切分别对立，化解冲突，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的安全。
一、佛教的慈悲观体现在数千年和平传播史，以及对战争的反对和对正义的维护之中。
佛教是温和而不强势，包容性极强的多样文化，有着巨大的普适性和跨民族性，在从印度传播到亚洲的过程中，也与各国的原有文化和民族宗教发生过观念和形式上的矛盾冲突，但从未发生过武力和强迫，而是在充分尊重理解各国各地区历史背景的前提下与各族文化适应融和，推陈出新，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亚洲文明的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后，除了政治和经济传播外，主要以文化传播为主。佛教主张慈悲戒杀，反对残暴，宣扬正义和平，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尽管外来宗教与本土文明的巨大差异使儒道释三教之争在历史上时有耳闻，但最终内外融合、三教并立，从未有过血与火的宗教战争，即使在几乎全民信仰，君主即教主的南梁武帝时代，也没有出现过佛教徒迫害或强迫其他宗教徒改宗的事件，这固然与中华民族天性仁厚有关，但更多的是出于佛教本身从诞生起就具备的慈悲不杀和强大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思想，因此佛教的传播史就是一条文化和平交流之路。
当年，阿阇世王打败了波斯匿王，佛陀知晓后说了著名的偈颂：“胜利生憎怨，败者住苦恼。胜败两俱舍，和静住安乐”。不久，波斯匿王在战争中获胜，佛陀又告诫弟子：“人为己利时，即以掠夺他，他之被夺时，彼亦为所夺，愚者恶不实、虽思为当然，恶之成实时，即受于苦恼”。这位伟大的智者在两千多年前就以超越世间一切的智慧告诉后人：侵略他人必定种下仇恨的种子，掠夺他人必定难逃厄运，杀人者将被杀、夺人者将被夺！自古以来，人类对利益、权利等贪婪、偏激、愚昧的自我归属欲望是一切矛盾、冲突、战争的根本，征服自己的欲望才是世间最大的胜利，人类才能得到真正永久的和平。
为了和平，先贤们可以不顾安危亲临战场甚至舍弃生命。《杂阿含经》记载，佛陀在尼西罗河畔成功地阻止了释迦族和拘利亚族的大战；《中阿含经》也提到，佛陀以对使臣讲解七不退法化解了阿阇世王讨伐跋耆国的打算。佛的弟子阿难想从摩揭陀国渡过恒河到吠舍离国去圆寂，不料两国国王闻讯后都在河边布下大量军队，争夺他去自己的国家，阿难为避免战火，遂使神通飞在恒河上空，以三昧真火自焚其身，将舍利分为两份，一份落于摩揭陀，一份落于吠舍离，以提前结束生命的代价使无数生灵免遭涂炭。
近代虚云法师于抗战期间，组织僧众发起护国救灾法会和战场救护，太虚、圆瑛法师公开揭露日军恶行，制止杀戮，发表演讲鼓励僧俗民众参与抗战，出访海外寻求国际同情和支持，募集经费支援前线等，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将一尊佛像赠日本佛教界，率先打开了战后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对化解民族仇恨，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国佛教保护生命，追求和平，反对战争，崇尚正义的慈悲与正行相统一的战争观。
二、佛教认为实现和平的方式唯有“慈悲”与“无我”。
战争使各国人民遭受空前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参战人数达7340余万，死于战场1000多万，受伤2000多万，战火波及13亿人民，约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3/4，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700亿美元。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二战，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据不完全统计，军民伤亡9000多万，5万多亿美元的财富付诸东流。一位匈牙利教授统计，二战后的37年里，世界上爆发470余起局部战争，无任何战争的日子只有短短的26天。
《法华经·譬喻品》中说：“我见太重之人，喻如饿鬼。”因为人类执着于自我的感受和利益，才会如同饿鬼般地靠抢夺、武力、战争来得到想要的一切。虽然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向往和平幸福，但多年来，环保、禁核、限武等呼吁却并未发挥出实现永久和平的效果。佛教认为，当人的内心失去了平和，就会有打破和平之事发生，恩怨循环，世界便永无宁日，人心可以引起战争，也同样可以止熄战争。熄灭贪欲恶念，重视人们内心的慈悲净化，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和平。
二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询问中国高僧太虚大师：“如何才能实现和平？”大师回答：“慈悲无我。”因为“我”作为欲望的载体，是一切纷争的根源，故佛教认为和平的实现主要来自于“无我”，无我才能无私，无私才能大公，大公才能和平。
佛教是讲究平等的宗教，而平等是各文明沟通对话的前提，理理解与对话是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石。也许现在我们远远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无我，但至少应该建立起众生平等的观念，尊重对方的话语权。佛陀在菩提树下初成道时，即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宣布了凡尘众生与至尊佛陀、众生之间在本性上完全平等的真理，只是业报不同才有了当下的差异。
现实中，国家有大小强弱，文明有先进落后。但在佛教看来，抛开表面的差异，所有众生都享有被同等尊重的平等生存权利，任何个人、民族、国家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中只有舍去对自己成就的傲慢和对他人的偏见，才能与任何对象平等一体地交往。同时，佛教认为，互换立场为对方考虑，慈悲别人实际上也有利于自己，停止一切掠夺、征服、仇恨、报复，用互相理解尊重、包容互鉴的心态处理一切民族、宗教和国际关系事务，阻断战争的根源，种下慈悲的善因，人类的子孙万代必定收获和平的硕果。
三、从佛教对世俗社会的包容教化看宗教与文明对话的必要性。
宗教文化是各民族的生存发展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凝聚成的历史性精神缩影，所产生的文化现象是一个民族心理的积淀。当今世界，各种宗教信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3，宗教对于维护、推动世界和平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道义力量。但由于人类的经济发展，交流增加，不同的宗教传统日益正面相遇，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或交融，尽管文化层面的了解可以化解一部分对立，但各种文明冲突矛盾的深层原因中，隐藏着宗教对立不和的因素，而对话的出发点就在于逐步填平宗教分歧的鸿沟，求同存异，用普适性的伦理观在共同认可的框架下，尽可能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形成一个各国各民族都能接受并遵守的底线规则，消弭民族之间的灾难性冲突，遏制各种争端。
公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早年好战杀戮，统一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和今天阿富汗的一部分地区，广造人间地狱，后在慈悲的海比丘教化下在皈依佛教，放下屠刀成为大护法，并力倡各宗教容忍，互相尊敬及和平共处精神，并在石柱上刻下：“不应只赞颂自己的宗教而毁谤他人的信仰，所有的宗教应该给予同等的尊敬。能如此奉行者，不唯宣扬了自己的宗教也为其它宗教尽了义务，反之，不只伤害了其它宗教，也已经为自己的宗教掘了坟墓，赞扬自己的宗教而破坏他人的信仰者无非是狂热的宗教情感所使然，不知这种行为已严重的破坏了自己的宗教，还以为圣化了自己的宗教。因此大家应以和谐为尚：让我等聆听并学习他教之教义”。
在中国，已实现本土化的佛教与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乃至各种民间宗教在承认各自信仰价值差异中和睦共处，各得其所，佛教的“平等慈悲，众生一体”，道教的“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爱人仁慈，慈善公益”等主张，都对中华民族建立人与他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起到了重要的精神指引作用，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整体。
历史上，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佛教徒已经提供了面对不同文明与利益之争时开展对话的成功借鉴，尊重、倾听、理解、接纳，互相借鉴，吸取精华，充实教义，宽广胸怀所赢得的，不仅是自身的长久发展，更是共同和平的实现。
今天，宗教与政治不可分离，而二者的正确结合可促成一种正义与和平的力量。中国佛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所在，是珍贵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兴盛于东方，于近代渐传于西方，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智慧宗教。
中国佛教有着政教分离，不介入或参与任何政治决策，议政而不干政，重在关心社会发展，人性健康，提升人民幸福、安全保障等的优秀传统，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改善，通过向世俗社会统治者建议，和开展对人民净化心灵教化，互相了解共商等手段来改善和处理。佛教推崇公开对话、和平教化、兼容并存等理智而有效的方法，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狂热和极端，也避免了由信仰分歧造成的敌视对抗，佛教与其他宗教有着极大共同的伦理价值观念和特有的慈悲一切众生的实践思想，成为当今世界开展宗教与文明对话的可参考与可分享经验。
佛教诞生于印度，是东方思想文明的重要代表，佛陀以伟大的觉悟开发恢复众生心中本有的清净佛性，使人间变为充满和平富足、平等慈爱的极乐净土。中国佛教在隋唐朝走向鼎盛，在宋代完成了中国化转型，成为了独具特质的中国民族宗教，发展出了最为成熟完整的思想体系。北南藏三大体系继承了印度三个时期佛教，三系佛教尽管在仪律、戒律、僧制乃至思想方面存在较大的宗派差异，但核心永远是佛陀对众生无尽的慈悲。
佛教的慈悲来源于“缘起与平等”的基本理论，佛教的一切教义都体现着慈悲大爱，诸佛菩萨、阿罗汉、历代祖师等圣贤都是断除三毒的解脱者。在真正的佛教徒心中，没有任何仇恨和愤怒，只有爱与平和；而佛教的智慧，是对宇宙实相和生命本质的彻悟，体认了诸法实相与生命根本，就会自然而然地心生慈悲，热爱并善待一切生命。和平事业任重道远，佛教慈悲与智慧崇高理念，正在不断推动着各文明、各宗教之间开展宽容与和平的理解交流，努力建立起和谐、健康、进步的人类文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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