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人间佛教已成为佛教发展一大趋势，大陆教界也在创新传播方面有了较好的改良，如举办夏令营、禅修营、短期出家、修学体验、学术论坛、文化展览等活动，对民众认识佛教文化产生了良好效果。同时，近年来在海外华人、东南亚和港澳台、大陆民众中迅速发展的心灵法门修学法，也受到教内外的多方关注，是非毁誉，莫衷一是。
笔者从四年前开始研究这一现象，分析其做法沿袭、弘法对象、理论层次、实际效果、各种争议等诸多方面因素，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从佛教适应社会需要的角度发表个人见解，在畅抒己见的同时保留不同看法。笔者赞同教界内部的多元有序竞争，反对独断，坚持批判的理性立场，但最终的是非正邪之裁断，应诉诸于社会实践效果，由长期历史决定去芜存菁。在此之前，笔者赞成无诤的态度，各宗派、教团应在建设性方面各下功夫，消除痼疾顽症，形成合力，体现人间佛教主动适应现代社会宗教多样化之需的本意。
四年来，笔者通过公开渠道了解和分析了由澳籍华人卢军宏居士倡导的心灵法门之讲学内容、书籍录音、修持方式。15年夏天途径香港时，专门去听了五场解答会和佛友见面会，并对身边的诸多正在学习的友人作了探讨了，亦有人对一些问题提出不同看法，有理论层面，亦有实际做法层面。笔者在此发表的见解，也望能对诸友人一并解释，以供探究。
其一、在家与出家学佛之道存在本质性区别。
从世尊对在家众说法中可见，在家、出家因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和生活、修持条件不同，二者在学佛的次第、内容、重点、方式上都有很大区别，只是长期以来教界对在家学佛之道弘扬不够，因而形成了部分在家众的修学向出家众看齐，忽视义务的现象，社会对佛教的误解多半也源于此。
世尊所说的在家学佛之道，以“一正命二布施三劝化”为重，以人天善法为基址。正命即如理如法地过好物质生活、伦理生活、文化生活等，做个养家活口、培养儿女、孝敬老人的好人；布施即安于本职工作，以无私奉献的精神服务大众，不计名利；劝化即劝说家庭成员、身边亲朋如法生活，归信三宝，并以四具足获得“现法安乐”。经上说，菩萨若不如此教化众生，致令众生因恣意行恶而堕恶道，是为失职，为诸佛所呵责。太虚大师也提出，要以佛教的五戒十善作为在家信众学佛的根本，使佛教道德深入社会人心，而有益于社会风尚的改善。
长期以来，大众有一种出家是学佛正统，在家不究竟的曲解，笔者认为若出家不能断除尘缘，专修求道，也是俗人；若将在家之系缚烦恼以般若正智融归自性，转化为修道的殊胜助缘，也能成就，但道多艰，故于生活中体证领悟最为重要，晚近不少学者认为大乘运动发源于在家众的理由大半在于此。太虚大师《居士学佛之程序》说得好：“夫居士学佛与出家僧众异：出家僧众乃少数人之住持佛教，专务内修外宏者也；而居士学佛，则期以普及乎全人类，风俗因以淳良，社会由之清宁者也；由遵行人伦道德，养成人格而渐修十善菩萨行者也。”
笔者看心灵法门的一概书籍与教法，断不能与通经之密义相比，亦无养成经律论三师之可能，而是契合大众根机和兴趣，援引儒学，教人敦伦尽分，以遵守社会公德，做有价值、有德行、俯仰无愧的合格人为起始，从在家人能理解的层面浅析，直白地告诉大众如何将修行跟自己的生活经验、文化观念结合，观察家庭、眷属、五欲乃至三界六道生死流转之过患，用日常的生活来实践身虽在俗，心常清净，不耽欲乐，是名身在家而心出家的理念；对其中真发信心者，在人天善法的基础上发起出离心，修解脱道；对尤为突出者以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本，方便为究竟，立足世间生活，离我法二执而修出世间行自利利他，在六度行中圆满智慧，利乐众生，庄严国土。因此旨在以佛法指引生活，由己及他地提高全社会道德，当下将秽土转为净土，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培育志向远大、品格高尚的国家栋梁、大众楷模，堪称适合在家人的最究竟佛法。
六度之中，卢居士唯对禅定一度有所特指，因在家人不断淫欲，俗务繁忙，应区别于出家众，不宜刻意追求入四禅八定，因若无人护持易走火入魔。而提倡应在持戒修善的基础上，断除放逸，自观其心，在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中随缘修心，不为烦恼所动，天长日久，自然明心见性，入自性之大定。复又提醒：倘偶发感应，不必欣喜惊怖，只作过路风景想，若不作圣心，则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切勿当真追求，否则心性异常，不堪设想。
此类专对在家人提倡的修学之法，笔者深以为然，有道是不对境修一百年，不如对境修一刹那。白话佛法中之所以把各种修法紧密地与生活中的事例联系起来，一是确实为了方便没有佛学知识的人容易理解本意，二是为了让人轻易地在日常的一切起心动念中找到相应的对境起修。
然在家人毕竟道力不坚，名利烦恼不断，若想彻底超脱甚难，今生成就须陀洹初果已属不易，唯有依佛以果地功德建立的净土法门最为稳妥，因其兼摄人天乘、菩萨乘和佛乘。故此揣测，卢氏提倡先除业障、破所知烦恼二障的同时，修净业三福积累善德，鼓励大众一生尽力向上，先顾在家之义务，后得净宗之便捷，依勤念弥陀圣号，勤诵阿弥陀经之通途法门，横超三界，入凡圣同居土，薄地凡夫翻作阿惟越致，就此了结生死，世出世间功果双圆。
当然，末法时期大众根基浅薄，开始传授教法时，说些浅义佛法、讲究些民俗禁忌无可厚非，毕竟上万年历史的沿袭无法短时期根除，正如广大信众至今仍热衷于抢头香、烧高香、撞平安钟一样，我们应以宽容心待之，并力争在人间佛教向完全成熟的高级宗教发展中逐步消除。因此笔者认为任何人在弘扬佛法以顺应社会的过程中，都应警惕与防止降低佛法的超越性品格，在方便善巧和究竟智慧中先以平衡引导，渐趋后者；都应增强广大信众从人天善法的追求中对解脱与大乘的信向力，鼓励其按世尊的在家学佛之道努力修学，佛教才能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中发扬光大，历劫不衰。
其二，对一种新的修学方式，如何求证其发展创新的正确性。
若无善巧方便，则不可入六道度众生，设法树幢，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笔者认为，应从历史和现状中去寻求般若、方便二智平衡的答案。从佛教的传播史看，它之所以能立足于当时思想文明已经高度发展的中国，除了本土文化的包容性外，主要依靠佛教自身的适应和变通性，即尽量顺应中土极重现世生活和政治伦理的文化传统。最终，佛教以涵盖宇宙的气度和玄奥哲理，以及法力无边的佛性、三世因果报应和美妙极乐世界之说，争取了广大士族阶层和普通百姓的理解支持。直至隋唐朝，佛教通过理论和形式上的调整，形成了富有本土特色的八大宗派；同样，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征也产生了重大变化。这些与时俱进的变化都是对佛教自身开放和发展性的诠释，而这种变通性与发展性，在任何一个思想文化兴盛的时代都会出现，而且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不断深入，因为任何宗教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改善并服务人类的烙印，只要世俗社会存在，宗教自身的发展与创新就永远不会停止。
佛教不断适应世俗社会的需要，传入中国后更是日新月异，永明延寿倡导将深奥的理论探索转向重念佛、礼佛等实践性的大众修持，“禅净合一”的理念对佛教归于中道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六祖慧能和太虚大师之所以在教界和民众中备受敬仰，是《六祖坛经》以其简单清新、通俗易懂的风格成为佛教教义通俗化、民间化的里程碑，乃至被一代伟人誉为“劳动人民的佛经”；而人间佛教的产生则是对通俗化的进一步阐释，高度回应了世俗社会的问题，进而使晚清时期近乎鬼神化的佛教重归世尊本怀。
从发展的角度看，根植于最广大的信众基础，不断适应环境社会、人群需求的应机发展之路，经历史证明都是正确的。世尊创教目的，首推是劝人向善的道德教化体系，解脱成佛则是行持特出者的归宿；根据当时的社会条件和众生的根性，确立传法的策略，才是真正的善巧方便，所谓八万四千法门，只是无量之说，不在定例之分。
依笔者观察，心灵法门的学习者有比较明显的两极现象：一是希翼提升境界和智慧的精英阶层，其本身就具备较高的文化和佛学造诣，有独到的前瞻分析眼光，和一定的现实批判力和社会影响力，也是各行业中的重点人物；二是因种种原因处于困境无法自拔的一般信众，余者大多为对中华文化有浓厚兴趣的海外华人和国外信众群体。按原信仰状况，前者希翼从经典中获取人生动力，但苦于无缘深研；后者大多不屑于烧香求福的大众做法。
从诸多友人的实践效果看，卢居士开设的白话佛法讲座，以空、苦、无常、无我、寂灭等根本法印，和出离心等发心的根本教义、十二因缘的实例解说，确实让人在充斥着名闻欲望的社会中得以保持身心、理智情感、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平衡清醒，懂得敬畏因果、尊重真理，从俗世中挣脱出来，以超脱世俗之心更好地立事为人。从一般信众的诸多学佛反馈中，绝处逢生，乃至运用佛理转变心念，赢得人生事业等无以计数。尽管笔者认为，自古以来只要诚心念佛诵经都会产生蒙佛加被之应验，不一定能归功于哪种方式。但是，一个由海外华人佛教团体兴起的修学法门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全世界上至精英下至平民，数千万人规模的实践性认可，绝不能简单地归于宣传得力，或是受到鼓惑之类的自欺肤浅见识，必定基于广大边缘观望人群的需求，以及对社会发展中种种问题的有效化解回应；从卢居士对信众问题的解答中，听不到丝毫艰涩的理论，倒是直截了当地把佛法的道理翻作日常譬喻，如：菩萨想什么，我们也要想什么，要慈悲众生，广度有缘，学佛就是要近佛，近佛才能成佛；来到人间是要让大家感到温暖，感到活得有劲；要懂得有光明心，有慈悲心，有爱护别人的心等等，让人在轻松一笑中了悟深意。任何时代，在家众在佛弟子中都占了绝大多数，笔者认为，这种以浅显明了，惠及大众的修学法门的普及，倒确实体现了人间佛教置身于平民百姓之中，用佛教的智慧指导生活，化解生活烦恼的那种本分质朴风格。
一般信众求诸佛门，多少带些怯灾免病的想法，虽则佛为医王，治心为上，疗病非佛教专长，但汉文近万卷佛教大藏经中，专论或涉及医理的约有400部左右，医药术语4600多条，包括药理、生理、病理、修心养性等。汉地古来多有高僧妙手回春，藏地许多出家人同时也是悬壶一方的良医，不少寺院设有藏医院。佛教医学的经典主要有《佛说佛医经》、《佛说婆罗门避死经》、《佛说奈女耆域因缘经》、《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能净一切眼病陀罗尼经》、《佛说疗痔病经》等等，包括一些咒语。故通常业报所感的疑难顽症，可采用忏悔、发愿、放生、念佛、诵经、持咒、修福等方法求愈；而怨鬼恶神所感的疾病，可采用持咒如大悲咒、楞严咒、准提咒等，诵经如金刚经、法华经、华严经、地藏经等，念佛菩萨名号如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等求愈。从这一点上看，心灵法门所推崇的行愿、诵经、放生、行善之法确为除正常肉体病之外疑绝症的佛门普遍疗法。
对于在家众普遍居家环境不甚清静，恭敬心不足等弊端，卢居士对礼佛设供、诵经礼仪等方面亦作了事无巨细的建议，倒也不失对无所顾忌的初学者一种矫枉过正的保护性措施，但笔者认为有些建议实则可有可无，不必过分重视。
佛法的思想制度，亦受世间无常演变支配，绝非一成不变，在具体做法上持“放之四海皆准，推之百世可行”的僵化思想，本身就违反了佛法诸行无常的法则。佛陀垂教，应机说法，针对所化众生根机，开示相应法门，而非定执一法，佛法若不当机，也成“非法”，《楞伽经》云：“所说非所应，于彼为非说”，如果所说的法不能适应听法者的根机，这种说法便是错误的，听法者将难以接受说法甚而对说法反感。从白话佛法的推广效果看，确实契合了一般市民阶层的根机和需求，达到了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深入浅出的语言来表达深奥复杂的佛教思想，和以教义诠释现代化生活的问题。
笔者回国后，有机会听闻了明贤法师《信仰的群众路线》的开示，深感其反对信仰傲慢的论点切中时弊，由衷赞叹其与众生的苦难并肩，扶持患难之真知灼见。当年一代伟人曾做出评价：佛教的禅宗是人民的宗教。可见主动深入民众、解大众疾苦是佛教本身发展的有力保障。依佛法中的四料简，即智慧与方便的四种结合形式，既要据智慧，又要起方便，方能引领末法众生，勉力行于中道，趋于解脱，因此深入后浅出的弘法形式并不易，而这种大众化实践的普遍成功，本身就是对善巧方便法的正确性验证。
其三、经文组合的形式在佛典中是否有据可依及作用定位。
《大藏经》三个组成部分经、律、论中，经是佛一生所说言教汇编，律是佛制定的仪律，教团生活之规则，论是对经和律中教义解释和重要思想的阐述，由诸菩萨和论师所作。因此一般不会涉及到某一修学法门的操作方式，就如并无对早晚课内容、禅诵时间长短、放生仪轨等的具体定制一样，而是均按各丛林、各宗派乃至习惯沿革而定。
若要深究其做法沿袭何方，从何时而起，笔者见过早年流传甚广的《西方公据》一书中有类似做法，在一般学佛人都会研读的《印光大师文钞》中也有提及，至今在部分寺院中也有流通，不过版本有异，但方法一致，即诵经后用洁净红笔在圆圈中记点，满页后焚化。民国十九年《印光大师文钞》续编下之20——重订西方公据序：“西方公据一书，流传已久。其所采录之言论，繁简不一。有列弥陀经、往生咒于首者，亦有不列者。而其中列三圣像、九品莲台，莲中备圈，令人点以记数则同。多有九品各莲台，均画一佛像者。此后则择古今切要开示，及显明事迹，以期阅者生决定信愿，得以决定资此以往生耳。其用意抑何深厚而周到也。然以念满，或没后则烧，殊觉有毁坏经像之过。而一本利人好书．终必付之一烧，不徒暴殄天物，又复不能普利。若留以传世则点得乌黎巴皁，难起人之阅兴。进退思之，殊难合适。吾友逸人，特为另订章程。首列经、咒、念佛仪，次列古今显豁浅近各开示，而复注重于临终助念一法，以期不至功将成而被无知眷属破坏也。次列三皈、五戒、十善、四谛、四料简、各略释，及佛号百颂，以朋初发心者略知意义。订作一本．以为永远传阅之书。其九品图记数之法，则另作一本，随附正书，以备行者记数。及将来焚化耳，其法甚善。遂为排印以广施送，以期一切同伦，同得往生。须知净土利益，非佛莫知。是以华严于已证等觉之后．尚复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观经于将堕阿鼻之时，念未十声，即预九品。诚所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无不资始乎此，而归极乎此耳。普愿同伦．各生正信。”
印光大师序中提及的吾友逸人，即真达和尚，上海太平寺始建者，别号逸人，其出资重印《西方公据》一书，请印光法师重订审定。大师感于《西方公据》书前刻法会图，弥陀经，往生咒，后刻九品莲台，各坐一佛，傍刻○令人点，但世人不究厉害，点完之后即连同经文烧之，故将念诵记录单独印为《西方公据副本莲图记数》一册，诵点满后焚化，不至造毁经文之大业。笔者由此推测，佛经组合念满后以红笔点圈的形式据于此书。
至于其间四种经文，悉纳入汉地丛林功课。《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在汉地广为弘传，有广、中、略三种版本，译者和传抄中曾发生变化错误，佛经组合中采用的伽梵达摩84句大悲咒，以《大正藏》底本为依据，虽是晚期增改本，但学者曾发现同源梵本的异译本，故诵者得十大利益，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的好处是真实无误的。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大般若经》心髓，说尽六百卷义理，被认为大乘佛教第一经典与核心。义净法师数持诵功德云：此经破十恶、五逆、九十五种邪道。若欲供养十方诸佛，报十方诸佛恩，当诵观世音、般若百遍千遍无间，昼夜常诵此经，无愿不果。
诵《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不仅未来得生净土，兼顾现世消除业障且或大利。《七佛灭罪真言》出自《大方等陀罗尼经》，持诵可灭除四重五逆罪障，平安吉祥，世事随顺，造福后世。因此以经文组合这种形式来持诵这些经文，对破除宿世今生罪孽，趋吉避凶，渐开智慧，供养十方，超度亡灵确有无量益处。
人生缠绕之业力，即所知障、烦恼障和业障。而最主要的根源是所知障，即后天形成的障碍人善根和智慧的意识形态，是无明、烦恼和习气的产物，而业障实际上占比并不大，而业障中的过去生未了之纠葛和今生无法割舍的家亲眷属均为冤亲债主。笔者观卢氏所著一系列书籍，并未把扫除业障尤其是超度亡灵放在首位，而是将其定位于帮助普通初学人追抚亡亲、慎终追远的辅助之举，却将依佛法来明白宇宙真理，在放下五欲五毒，对照五戒十善好生忏悔，渐次修行的同时，再通过课诵、念诵经文组合以期消除罪业，发愿永不复造为修行主线，兼用放生、印经、助人等善业弥补过失，是在自力基础上仰仗佛力逐步积功除业的组合之法，这些理念，与一贯的修行步骤大致无二。依笔者所见，普通在家人倘若诵经追荐亡亲，与寺院法师之超拔各有利弊，利则世情所牵，心念至诚，容易见效和解；弊则功力浅薄，俗世羁绊，没有一定的自保能力易反累自身。但个人因缘不同，未经尝试，不敢妄下定论。
其四，佛教中的神通范围以及谨慎运用之探讨。
佛教中的所谓神通，一向是大众引发争论的话题。神通一般分指五眼六通，其中的天眼通、天耳通归于天眼层次，他心通、宿命通归于慧眼层次，神足通归于法眼，漏尽通归于佛眼。神通由修行到一定境界后自然获得，一般都停留在天眼、慧眼层次，尤其是汉地，基本上无人拥有令人惊怵不已的呼风唤雨、挟石飞空、上天遁地、木石成兵之类的神通，但早年在藏地确有听闻。此类违背自然力量、令人恐怖的神通因可能引发不可测后果和众生为获利而背离正法，故佛教坚决反对以获得神通作为修行目标的做法，但承认神通的存在和一定范围内的作用。佛告诫弟子千万不要妄用神通、错用神通，即不要为名利和私欲而现神通；不可将神通作为炫耀的工具。
与神通相对的是魔通，在台湾、东南亚乃至大陆屡见不鲜。从表面上看，魔通与神通具有较大相似性，但实则不难分辨。其一来历不同：神通主要通过修禅定而成就，一般人获得初禅以上的定力后，以正确的修习方法能引发神通；如果完全体悟法界真相，定慧圆具，常能自在引发神通。而附体不是修得，是山精鬼怪、黄狐白柳之类上身，往往是大病一场后突然之间获得，但也会突然失去。其二表现不同：神通者身心统一，定力深厚，且神通可以随时打开和关闭，是可以自主的；而附体力量出现时，会手舞足蹈，念念有词不知所云。其三供养不同：魔通者必须以供养鬼神、大仙之类众生为其服职，以荤腥、酒肉献祭，烧纸钱符咒为礼方能灵验；而神通者则不需，日常只礼敬诸佛，不论何时何地神通俱在。其四心性不同：到底是佛子还是魔子，只要看贪不贪财：出家人看是否遵守戒律，行住坐卧有无四大威仪；在家人看是否讲求吃喝享乐，财色名食睡。同时，魔通最大的特点就是索取钱财，驾乩扶鸾、骗人美色。
据上述诸相区别看来，卢氏作为一个侨界首领和主流社会影响颇大的公众型人物，其活动范围遍及宗教、媒体、政界、慈善界，可谓从早至晚、言行举止均在大众目光之下，其在世界各地设立的观音堂更是面向社会开放，无隐私可言；在向全世界公开电话和同步转播的节目中、历次解答会上，他对提问者的要求即刻答复，无一丝犹豫，更不见其有先请神念咒之举，而且收放自如，隔洋求助者和历年解答会亦不需收取费用，若大肆敛财、或与巫婆神汉相似作法，岂能瞒过天下众生。
另外，一些教界大德明确反对教人弃佛道修神通，和利用其获名闻利养的做法，但对谨慎合理利用神通的作法并不持反对意见。星云大师在佛教对神通的看法一文中，详述神通种类、与社会民众的关系、求证运用等方面，有兴趣者可以一阅。南宋高僧济公及民国初期人称金山活佛的妙善法师，好以奇法屡屡治愈来访者的怪病；五胡乱华时佛图澄大师剖心化莲，慑服杀人如麻的石勒放下屠刀；唐隐峰禅师为制止两军厮杀以锡杖飞空；宣化上人常在讲法时随缘开示因果，如大众熟悉的两只鸽子、青花蛇因缘、指点万佛城水源等。
其实拥有这种功能也并非罕见，笔者曾见汉藏两地诸多寺院中的僧众和修持较深的居士对求者解说因果，促人发露忏悔，改恶向善的大量事实，但前提是非必需者不观，但观则必须诵经忏悔，且不得传授其神通修法。另外，依个人所见，卢氏这种在大众眼中的神通，与修持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力量得见圣境的临时感应不同，更多倾向于慧眼一类，是否有更深修持不得而知。其使用范围亦仅限于为绝境之人开显因果，深信天理真实，进而修佛向善，并未立言教人如何修炼，当属慈悲拔苦，教化刚强之非常运用：对当机者示现宿世因果，以立竿见影之法将有缘人摄入佛道中修学，得究竟利益。
而那些图腾案例之书，在笔者看来，其内容类似于民国二十三年弘化社出版由俞明哉居士选录、印光大师鉴订的《因果报应实录》，实录内容分为轮回类，入冥类，戒杀类，补遗类四种，为世人明示杀盗淫妄乃天灾人祸之确因，实为力挽世风之举。不过《实录》记载的是野史和民间流传之事，图腾书反映的是打通公开电话的真人真事，更让闻者省而察之，噤然而惧，恍然而觉。
其五，佛法大面积通俗化是否对传统的经院式传承造成冲击的问题。
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源于人自身的精神需要，佛教也不例外。文明高度发展、社会急剧转型、思想激烈碰撞，这些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对佛教关注生命、扶助生存、心灵慰藉、终极关怀等教化能力的考验；民众急于解除精神困惑痛苦的大面积需求，也是佛教千载难遇的发展机遇。但佛学自古为难治之学，其经典众多、名相浩繁、理论艰深，虽高僧大德、硕学宿儒亦不敢轻言通晓，只是对某一宗派、某一部分有所领悟而已，普通民众更是无从窥其堂奥。
时至今日，大多数社会人士和部分佛教徒所理解的学佛，不外乎抛家弃业、住庙入山，敲打唱念、闭目静坐，认为学佛便对世事消极，逃避责任；出家则更被视为灰心失意、走投无路，乃至无力分辨僧人真假，一概讥其为“脱贫致富的捷径”。许多人公开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地编造污蔑僧尼清誉、抹黑佛门形象的谣言，公众视野中不乏戏虐祖师，断章取义攻击高僧大德之言，甚至不法之徒盗用国家机关、民间组织、宗教团体的名义，在网上大范围发布国务院反邪教办公室、中国民宗局、中国反邪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联合公布的邪师的捏造名单，竟将深受汉藏信众敬仰的宗喀巴、莲花生大师、晋美彭措法王、印顺法师、本焕长老、圆瑛法师、南怀瑾居士等大德高僧列入其中，这等破坏民族团结、制造宗教矛盾和国际纠纷的恶劣行径，居然受到不少人的追捧赞同。笔者认为过咎不在于佛法，而是佛教长期以来忽视民众普及的结果。尤其经过近百年的文化革新，运动浩劫，物欲冲刷，佛教在现代人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虽经教界和部分有德居士力挽狂澜而大有起色，让人欢喜无限，但危机未消。
因此，笔者认为通俗化和经院式并不对立，而是必须在保持经院式教学研究，培养精英，传承法脉的同时，纠正教界长期以来不区分在家、出家学佛之道的过失，大力实现其通俗化，倡导世尊教导的在家修持之法，才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而大力提倡通俗化的理由有三：一是没有一种宗教可以脱离最广大的民众基础而长久发展；二是佛教对生命的关怀必须最广大地体现在所有需求人群身上；三是通俗化让民众更清晰地认识佛教，破除偏见，成为护持佛教长远发展的基础性力量。这些观点也基于太虚大师在《佛教正信会缘起》中提倡的思想：要振兴佛教，使佛教在社会上得到支持和普及，则必需“都摄乎正信佛教之在俗士女而后圆满。”
随著佛教的广泛传播和社会发展，信仰人数呈几何级增长，居士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故僧伽和居士应良性互补互动，鼓励广大在家众在履行自身职责，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积极修证佛法、弘法利生的热忱，以促进佛教的发展。大多数在家人对佛教的教理缺乏必要的认识，一方面缘于中国人历来强烈的现世主义功利心态，另一方面是佛教文化博大精深，而宣讲弘扬不足的缘故。因此任何一种宗教在通俗化、社会化发展过程中，必定伴随着一定范围内的争议，本不足为奇，但我等无宿命通，不知大事因缘，更应谨护三皈戒体，去掉自我的执着。
前年，笔者曾听过卢居士在联合国举办的和平文化高峰论坛等场合发表的演讲，其内容反映出对世界文化交流、宗教间交流必将成为大势所趋前景的憧憬和肯定，认为天主、基督、伊斯兰、佛教等宗教，虽尊奉典籍不同、信仰对象不一，但上帝、耶稣、安拉、佛陀，都是人们心中至真至善的信仰，因地域、文化风俗不同的化现，呼吁人们不分地域、种族、国界不同，通过各宗教核心思想的教育净化人心。这一点笔者深感认同，《悉昙藏》云：佛遣弟子渐化真旦，应声名伏羲，日光名女娲，迦叶名老子，儒童名孔子，光净名愿等等。他们本已成圣，为初阶众生而下生示现说适当之教化法，其所说法有儒家、道家、玄学、释教等等，深浅暂且不论，但都是阶段性的教化。
卢居士同时认为，宗教间的交流并非否定或依附一方，而是各自存在、各具特色、友好往来、相辅相成的共生之道，其身体力行，在国际宗教界与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领袖广交朋友，促成交流。这种宗教融合的前瞻性观念，与星云大师依据“五宗教观”而提倡把世界各大宗教融会于五乘中作合理定位，以尊重其价值的思想不谋而合。
佛教自入华起，便顺应风情民俗和文化传统，由毗昙、成实、俱舍、三论等八师讲习，到天台、净土、禅、华严、唯识等八宗分立，继而禅教融合、禅净融合，其教义、制度、僧规无不发展变革。故佛法原本一体，纵有讲解深浅，层次角度不同，但“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法无高下，应机者良”，只因众生根机利钝不同。因此佛教本意在于指导人类精神生活，凡能饶益众生，增进民生幸福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法。况任何人未到大彻大悟之境，立言都不可能似佛陀般圆融，仅以笔者曾听闻过的诸大德讲法，亦有相左之处，深浅之分。尽管无数教派的理论，观点和修持方式各各不同，自古以来是非正邪之辩屡见不鲜，争论之声不绝于耳，但至今大体上仍各行其事。
笔者赞成一定范围内的界内争议，如是方能各宗并进，百花齐放，光昌祖庭。正如太虚大师和欧阳居士之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峙，其目的都是为复兴佛教，并不妨私交。太虚曾多次应欧阳之邀在支那内院讲学，欧阳的高足密友也欣然为太虚所著《法相唯识学概论》作序，此举为后人否定了“道必定于一尊”的思维，彰显佛学之平和宽容根本。
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突飞猛进的时代，无论哪宗哪派，理义观点，都应以着眼于发挥自身作用，协助社会良性发展、护生济民的本来作用。何况，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的学习者，更应从根本上摒除自高自大和门户之见，实事求是地看待不同的观点和理念，站在以佛法之真利益众生、推动和平的立场上，通过有理有序的教内讨论批评，从对方看问题的立场、角度、方法中增进见识，深化对宇宙多维世界的认知。万不可将许多正常的思想歧异、方式之争演变为滥用言论自由来断章取义、究其不足、人身攻击等非正道，应在就事论事或就理论理的范围之内开展辨正或争论，以普世济群、回应社会问题，以合乎民众利益为己任，淡化宗派意识。如此，人间佛教的中道必将越走越宽，终在世界多元文化中与其他宗教并驾齐驱，共同发挥导人向善、净化心灵的根本涵意，成就国之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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